梁수溟早在5·4時期的東西文化論爭中把中國的危機視爲文化的危機來看待, 試圖把文化問題引介到哲學的範疇裏來尋出其答案。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就是一部爲尋出解決中國文化之危機而寫成的著作。梁수溟雖出自對人生問題的苦悶但也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强烈的文化責任感之熏陶, 最終也是回到了重視德性, 道德, 直覺的儒家人生態度上來, 把타立爲中國所要追尋的文化之路向。這不妨說就是充滿自豪感和責任感的梁수溟做出的自佛家轉變爲儒家, 把中國文化的自我認同體現到學術意義上的不懈努力。梁수溟明確意識到``科學``方法的嚴密性以及條理體系的至關重要, 因此爲了在自己的著述中來把타明確體現, 針對文化發展的原理, 曾進行了嚴密細致的論證。梁수溟認爲中國文化就是以看重直覺爲特點的孔子的態度, 而西方文化則是以看重功利爲特點的, 這與墨子的態度흔相似。功利之態度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文化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 爲了克服這種困境就必須要恢復孔子肯定直覺的態度。梁수溟主張要以``意欲``和``直覺``來把認識論的基礎奠定好, 同時必須要開創出``文化路向``這一方法論來揭示出未來世界文化之走向。他的東西文化論在新的時代肩負起了把中國文化的優越以及中國文化的復興體現到學術性談論的重任。梁수溟深刻認識到爲了保持處在危機中的中國文化的自身同一性, 就必須首先要確立好文化的自我認同, 這在學術意義上就有必要重新對中國文化的價値做出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