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纂史書上最重要的條件是事實, 但若史書只有客觀事實的羅列, 可以傳達知識和信息, 不能給讀者感動, 讓讀者感動由於史書的文學性. 爲了逼眞的場面描寫, 史官運用生動的獨白, 對話, 仔細描寫人物的心理, 這些描寫仔細得好像自己親眼目睹一樣, 甚至創作完全架空的人物與故事. 《史記》是事實與文學絶妙調和的代表作. 但《史記》以後所出現的史書中, 文學性逐漸減少了. 本稿從史書的《春秋》繼承意識起探討了《史記》與《漢書》的文學性傾向. 《史記》所繼承的《春秋》, 像孔子編纂《春秋》一樣, 是自由的, 獨斷的是非褒貶的根據. 《漢書》與此不同, 對班固來說, 《春秋》是以``尊王``與``大一統``爲中心的公羊學《春秋》, 也是不可違背的, 確固的統治理念. 兩人不同的《春秋》觀影響到了其文學性. 司馬遷憑借記錄不凡歷史人物的人生來展開自己的理想, 所以描寫的重點是個人本身, 爲了更加逼眞的歷史場面, 司馬遷自然運用了多樣的文學手段. 但《漢書》的重點不是個人的人品與行動, 而是宣揚整體王朝的秩序, 權威. 史家積極活用文學的想像與虛構的與否, 是由於如此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