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爲明代中葉「世說體」作品的形成，在吳中士風的特殊情況之下逐漸孕育，幷非突然。論證這壹看法，正是本文的撰寫目的。探討明代《世說新語》及「世說體」作品的出現背景，不限於「小說」文類的範疇，把論述範圍擴大到整個「吳中士風」，這是有異於前人硏究的新方法。這番試圖可期有助於理解，隱藏在《世說新語》複興背後的「明代特殊情況」是什마。明代《世說新語》讀者的形成與接受活動，先從「吳中地區」開始。在多元接受洋態之中，筆者注意到「志人小說」與「世說體」傾向的出現。志人小說的發達正是促成世說體作品的主要原因。基此，將本論文的架構分成志人小說的形成與世說體傾向的出現兩個小主題。首先，吳中地區之所以發達志人小說，實當地士風提供了關鍵性的環境條件。卽蘇州府方志的完備、人物志的興起、吳中文人的淸談雅集風氣，促進志人小說的編纂及傳布。再，以運用‘世說體’ 的具體例證，筆者擧了楊循吉《吳中往哲記》及《蘇談》這兩部作品。經分析結果便得知，《吳中往哲記》的人物分類使用7類門目，此實受到《世說新語》36門目體例。令，在《蘇談》<姚少師廣孝雅量>的書寫人物中，亦可發現《世說新語》<雅量>篇習用的敍事特徵。吳中志人小說類作品與《世說新語》的書寫體例之間,仍大可發現不少差異。殄管如此，經由本論文的考察更能確定的是，明代第壹部「世說體」作品《何氏語林》正式刊行之前，人物志與志人類作品已經大興在吳中地區，世說體的各種雛形早就出現在吳中文人的著作之中。明代中葉世說體作品的出現，長期在吳中地區的社會文化土壤之中逐漸孕育而出，幷非孤立或個別的産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