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韓國也曾有一些人與周作人有過一定的接觸和交流，幷對周作人的文學活動及其創作發表過評介文章。其中，引人?目的有中國現代文學硏究者丁來東、金台俊、李明善等人。丁來東曾兩次訪問周作人，之後以《周作人與中國新文學》爲題目發表文章，對周作人進行了非常系統、詳細的分析和評論。丁來東廣泛閱讀了周作人的著作，對其文藝理論産生?大共鳴，幷對其小品文給予?高的評價，他還從周作人的“白話文學論”入手，詳細評述了中國新文學的多種局面。同時還對周作人所具有的那種包容的文藝批評態度給予了?大關注。當時丁來東傾心於無政府主義文藝理論，這使他能勾在思想上與周作人産生共鳴，使他能勾積極介紹和評論周作人對於國民文學、無産階級文學所做的各種批判。正因爲深受周作人文藝理論和小品文創作成果之影響，丁來東於1949年完成了隨筆集《北京時代》，這與周作人的“言志”文學觀及其小品文之影響不無關系。金台俊也曾訪問周作人，當時他也先後發表一些文章對周作人進行了評介。他還依據社會主義文學理論對中國新文學和中國文壇進行了介紹和評價，幷在這一過程中對周作人在文學革命高潮剛剛過後所發表的隨筆作品和文學硏究成果給予了肯定，但當他見過周作人之後却非常苛刻且毫不猶豫地批評周作人是一個思想落後的“過渡期之名士”。而與金台俊在思想上同出一轍的李明善也通過《周作人論》等文章對周作人的“偉大貢獻”給予了肯定，但對周作人1920年中期以後轉向小品文創作，認爲這是逃避現實的消極態度，從思想層面上對周作人進行了犀利的批判。可見，當時韓國人對周作人的評價，根據評論者的思想傾向可分爲兩種。一是像丁來東那樣從個人主義或無政府主義角度高度評價周作人的文學理論和創作成果，幷充分肯定了周作人那種包容性的思想立場和文藝批評態度。?外一種是，像金台俊、李明善那樣從社會主義階級文學理論角度出發，雖對周作人在文學革命時期爲新文學所做的貢獻也給予了一定的肯定，但對周作人後來那種逃避現實的創作行爲及其思想態度却做出了犀利深刻的批判。而在這些評論中，丁來東所發表的《周作人與中國新文學》一文在韓國首次全面系統地對周作人進行了分析和評論，這不僅與當時中國的相關活動幾乎同步進行，而且比日本早點進行，這一點使其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値。作爲中國現代文學硏究者，丁來東不僅與周作人有過直接的接觸和交流，還積極地對周作人進行了介紹和評論，這一點從韓中文化交流層面上看也具有一定的價値。遺憾的是，丁來東對周作人的各類評價，在當時反響不是?大。這是因爲當時韓國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這樣一種特殊的社會現實和周作人的一些親日行爲，使得金台俊和李明善的觀點在當時韓國知識界獲得了更大的反響。作爲其旁證，我們看到對周作人的各類評價和介紹，之後在韓國沒有得到進一步的深化，他的著作和作品幾乎未被飜譯發表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