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心目中，朱熹是一代大儒，他的成就就是理學家，作爲詞人身分的朱熹 很少彼人提起。他不以詞名世，主要原因就是數量少，他的詞《全宋詞》只錄19首而 已。不過朱熹詞給朝鮮詞壇留下的影響，比北宋大家柳永、蘇轼還深。從16世紀開 始，不少朝鮮詞人對朱熹詞進行創作和韻和意詞，直到20世紀，共31名詞人敖朱熹詞 劍作60首詞。 在朝鮮，儒家思想以程朱理學爲其主要內容，大盛於當時，被稱爲“朱子學”，而 朝鮮詞人對朱子的仰慕、學習或是競爭的心理進行異時追和，其受容模式大可分爲3 類，1)和韻2)和意3)其他。本稿將以文獻實證主義的文學硏究爲硏究方法，對朱 熹詞的受容模式進行探討。

中文基督敎小說大抵是套用中國古典小說或文學格式以中文書寫的宗敎小說，乃直至21世紀才開始硏究的一個新興之硏究領域。美國哈佛大學韓南、筆者、上海師大宋莉華、香港中文大學黎子鵬敎授等學者已經發表可觀的硏究成果，但其名稱與界限尙無明確的定論, 作品也在海內外的圖書館陸續被發現, 需要探討其明確的定義與範疇。 自基督新敎來華至淸朝覆亡(1807-1911年)爲止, 西方傳敎士與華人作家在中國與東南亞地區刊行了數以千計的基督敎漢語文本, 其中有不少具有中國傳統小說的神韻風貌, 同時承載着或深或淺的宗敎內涵, 可算是一類結合中西文學特點的宗敎小說作品。第一部公開刊行的基督敎中文小說英國傳敎士米憐的『張遠兩友相論』1819年在馬六甲出版之後, 在星加坡等南洋地區與香港、中國本土的通商港口等地也陸續出版問世。因此, 晩淸基督敎中文小說以1819年到1911年淸朝覆亡之前出刊的小說作品爲其硏究對象。 基督敎中文小說的淵源可以溯自明末淸初耶穌會傳敎士的天主敎文獻, 其中有法國傳敎士馬若瑟的『儒交信』(1720~1730), 曾模倣章回體小說形式敍述擧人李光皈依天主敎的中篇小說, 但不得正式出版, 僅以手抄本的形態流傳至今。馬若瑟的另一篇夢境寓言作品『夢美土記』(1709)以不到三千字的文言體, 結合基督信仰與中國意象, 具細靡遺地訴說耶穌會索隱派的精義, 也爲中國文學開創了中西合璧的先聲。作者運用西方典型的寓言手法, 使敍述者“旅人”入夢後經人指引而進入美土勝景, 最後則上達天主敎的帝廷天堂, 感受人間未曾有過的寧靜自如與昇平和諧。從這部夢境寓言的特性來看, 雖然與晩淸時期飜譯的『天路歷程』(1853)、『紅侏儒傳』(1882)等西方寓言小說屬於同類, 但是此部是作者的創作作品, 與譯編的飜譯小說之後兩者稍有不同。基督敎中文小說內容大抵是以宣揚基督敎敎義或宣敎爲主旨, 不少作品內容主要根據『聖經』經文改編書寫, 尤其是聖經人物傳記小說, 例如理雅各的『約瑟紀畧』(1852)與『亞伯拉罕紀畧』(1857)、俾士的『以利亞紀畧』(1863)等篇。 基督敎中文小說是以中文書寫, 編著者出刊時將讀者對象設定爲華人, 幷且以從文人學士到一般民衆爲閱讀階層。因此, 基督敎中文小說大抵採用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敍事方式書寫, 可說受到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影響。晩淸基督敎中文小說代表作品, 例如 『張遠兩友相論』(11回, 12回, 13章)、『贖罪之道傳』(18回, 21回)、『引家當道』(16章)等作品都是以章回體書寫的。雖然不僅僅是完全套用明淸章回體的格式,起碼以章或回來分段, 敍述方式與常用格式幾乎都使用傳統話本小說的形式, 例如回目與入話方式或說話人的敍述方式等等。筆記小說是中國古典小說的最初形式, 以簡潔的文言、大體數百字左右的短小篇幅記敍人物的故事, 因內容往往是粗陳梗槪,故曾受到“叢殘小語”之譏。模倣筆記形式書寫的晩淸基督敎小說有英國傳敎士李提摩太的『喩道要旨』 (1894)與林樂知飜譯的『安人車』(1902), 前者爲譯者從德國神學家科錄馬赫著的Parabeln201篇寓言故事當中, 選擇71篇故事譯成筆記體幷改編成小說集的證道故事集。其故事最長則如「亞以亞」共有1,551字, 最短「淚」爲僅有119字的短文, 各篇的篇幅不一, 文章體裁採用典型的筆記小說模式。這種證道故事集還有丁韙良的『喩道傳』(1858), 這部作品集是以16篇文言故事組成的基督敎宣敎小說,但體裁或傳奇小說體, 或筆記小說體, 例如「孝子覓父」、「蕩子歸親」等篇都運用傳奇體敍述故事, 但「苦海遠離」、「宜愼其習」等篇則以兼用筆記體與傳奇體的聊齋志異式敍事方式書寫小說故事, 而且『喩道傳』全篇都採用『聊齋志異』 “異史氏曰”的議論方式, 每篇篇尾都附有“企眞子曰”的評論。這種結構與敍事方式可能也受到歐洲證道故事敍事模式之影響, 呈現出獨特的敍事形態。 19世紀新敎傳敎士從事基督敎小說的漢譯工作時, 幷非局限於忠實於原本、亦步亦趨地逐字逐句對譯。他們的飜譯工作也從“原語原本取向”向“譯語原本取向”範式轉換, 譯成中文的小說作品已經成爲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與中國文學發生互動關係。爲了遷就譯語文化與宗敎處境、飜譯目的與出版環境等文化條件, 傳敎士譯者往往不惜對原本進行大刀闊斧的改寫、改編、節錄和重述等的書寫措施。這種現象不僅出現於某一篇作品或某一個譯者, 在19世紀基督敎小說的飜譯工作中, 成爲一種普遍的現象, 例如英國傳敎士楊格非將Mark Pearse的英文宗敎寓言故事f飜譯爲『紅侏儒傳』時, 譯者談及此書的飜譯情形屬於“半譯半著”的狀態。又如李提摩太將英譯本宗敎寓言集譯成中文時, 將201篇原本改編成71篇的筆記體證道故事集『喩道要旨』, 可見譯者的主觀介入與扭譯的飜譯策略非常明顯。這種“反譯半著”或“譯著”、“譯述”、“改譯改編”的現象在晩淸基督敎中文作品中相當常見, 充分體現了譯者獨創的改寫能力, 因此將基督敎飜譯小說也納入了中文基督敎小說的範疇裏。例如『天路歷程』, 『紅侏儒傳』, 『安樂家』 (1882), 『喩道要旨』, 『安人車』。 基督敎中文小說的作者早期主要以西方傳敎士主導寫作, 西方傳敎士來華從事寫作時, 對作品的構思與內容用口述方式告訴中文助手, 其華人助手通過筆寫加潤文, 刊行作品。早期的基督敎中文小說幾乎不標記著譯者的姓名例如『張遠兩友相論』、『生命無限無疆』(1838)等, 或只標期作者筆名的作品例如『贖罪之道傳』 (愛漢者纂, 1838)、『正邪比較』(善德纂, 1838)等。這些作品的著作權通過Wylie Alexander的著錄, 才知道著譯者的姓名與該作的出版書誌事項。然到19世紀中期，有些作品開始標記著者與華人助手的姓名, 例如美國傳敎士丁韙良著、范蓉棣筆述兼評論的『喩道傳』, 英國傳敎士楊格非著、沈子星筆述的『引家當道』等, 此兩部作品的「序文」都由華人助手寫作, 算是歐美傳敎士與華人助手共同著述的作品。可是中日戰爭後1895年英國傳敎士傅蘭雅展開了主倡時新小說著述的有獎徵文活動, 其160餘部應徵作品中出現了一批華人作家單獨寫作的中文基督敎小說, 例如“鍾淸源”的『夢治三癱小說』 (1895)、“望國新”的40回本『時新小說』 (1895)、福州于麓美部堂劉安如的16回本『砭俗良謨』(1895)等不少作品有描寫有關基督敎敎義與傳敎宗旨的篇幅。但是這些作品都沒被印刷出版, 傅蘭雅移民赴美國時帶走, 捐贈給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圖書館, 長眠于圖書館的書庫裏。華人作家的基督敎中文小說之出版要等到陳春生的24回本『五更鐘』(1907)問世。『五更鐘』是由美國傳敎士亮樂月命意, 陳春生改寫重編的作品, 陳春生的改寫程度達到70~80%的全面性修改, 亮樂月雖然發意飜譯, 但1年後回美國去, 其後陳春生一個人經過5、6年的修改與改編工作, 才會付印出刊了。因此, 這部作品的著作權可以歸於陳春生一個人。『五更鐘』也是從飜譯小說開始, 但最後出刊的面貌已經不屬於飜譯小說, 可以歸於譯著小說。

宋人對陶淵明及其詩的論評和硏究，超越前人零星之論術。他們刊行陶淵明集 和注本達十七種以上，還有對陶淵明之人品、生平事績、思想淵源、作詩態度、審美特徵、藝術風格以及詩語特徵等，最多方面地進行了論評。其多半匯集在他們記 述的詩話里。 對陶淵明及其詩的宋人評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指出他超世遺物的人品。二、稱颂他的平淡詩風、作詩態度、造句法和詩語。 首先，有失淘淵明人品之評語，主要評論他因何歸隱。宋人對陶淵明歸隱的認識，與其前人的，大不相同。他們以爲陶淵明是悟道之士，乃他能解脫出仕和隱遁 之矛盾狀況，而獲得平靜心，以享受悠悠自适之隱逸生活。這樣的宋人認識，與他們的吏隱很有失系。他們把陶淵明樹立爲具備理想人格之隱士典型，進而以吏隱的隱 逸方式追求他們自己的心理自由和人格完成。 其次，宋人以平淡詩風爲作詩的理想境界，還有排斥修辭技巧和字句雕琢。因而他們瞩目了陶淵明的“胸中自然流出”之作詩態度和“不煩绳索而自合”之造句法。 宋人所追求的平淡詩風，是有很廣泛、復合和有机的含意，是在平淡和華麗之間 建立了均衡的境界。其最上之境界，就是“先華麗以後平淡”，還有“華麗已在平淡之中”的境界。宋人以爲，陶淵明詩完善地體現了這樣的理想境界。

本文主要硏究周敦頤詩歌所表現的‘道’。這硏究分爲三個大的方面來進行考察。第一是宇宙本體論和宇宙生成論。它在其詩歌以無極、動靜、陰陽、有無、複靜的內容來體現的。在這本體論的詩歌，周敦頤或直接使用理語來表現本體論的內容，或用含蓄的手法來描寫本體論。在好山樂水當中尋求存在根源的詩人形象多表現在其詩歌中。第二是心性論。它在詩歌以無欲、名利和榮辱的超越、複眞、知止等的心性來表現的。爲了表現心性周敦頤用明鏡止水的意象來表現，或者將心性寄托自然界的意象來表現的。他往往在山水之間尋求內心世界寧靜安詳的心性。最後是自然之樂。它在其詩歌以自然和人的融合方式來表現的。這可以用孔顏樂處、與物同春的意思來表現的。

This paper examines an aspectual role of postverbal locatives headed by a preposition zai. In the postverbal position, zai-locatives go through preposition incorporation. The NP object of zai is realized as NP complement, and zai appears as the second element of a compound verb V-zai. This work analyzes Modern Mandarin corpus, focusing on spoken style data which include V-zai le pattern and shows that the postverbal zai-locatives must delimit an event type expressed by a given sentence. I will show that not only the postverbal zai-locatives which specify the goal of motion event, but also those denoting the stative location of resulting state lexicalized by verbs of positioning and appearing must delimit a given event. The reason why in Modern Mandarin, the postverbal position must host locatives delimiting an event is because NPs occuring in the postverbal position is defined as an object, i. e. an argument of verb. Typologically, situation delimiters tend to be realized as arguments or complements. For this reason, in Chinese, locatives without delimiting function tend to be realized as prepositional phrases and generally appear in the preverbal position; whereas, the postverbal position is associated with event delimiting locatives and this type of locatives surface as NP, following compound verbs, V-zai.

비즈니스를 위한 중국어 표현을 습득하고 그것을 효과적으로 구사할 수 있도록 하는 것이 실용 중국어 교육의 목표라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그러나 비즈니스와 관련된 특정한 맥락 속에서 문체적 특성이나 수사적 필요를 감안하여 자신의 의도를 어떻게 적절히 표현할 것인가는 목표언어에 대한 내적인 대조 학습이 필요한 부분으로서 중국어 교육의 취약점 중의 하나이며 이에 대한 연구와 교수법 개발이 필요한 실정이다. 본 연구에서는 먼저 비즈니스 중국어 작문의 특징을 살펴보고, 과제 수행 중 나타난 문제점들을 맥락, 체제, 문장, 구성 등 다양한 각도로 분석한 다음 중국의 공공문서 작성에 나타나 있는 수사법과 표현 방식을 참고로 취사와 선택, 조율과 정리, 첨가와 축약 등 3 가지 수사 목적과 그에 부합하는 표현방법으로 대체, 치환, 대구, 대비, 반복, 농축 등 6 가지 수사법을 제시하고 비즈니스 중국어 교육의 틀을 보완하기 위한 방법을 모색하였다.

這編文章重新探討關于古代漢語“于、於”介引功能的描寫。本文得到的結論 如下： 1、 關于“于、於”的句法意義。 古代漢語中“于、於”位于名詞，代名詞，名詞性ㆍ動詞性短語之前具有强調這些成分的句法意義。“于、於”位于狀語、賓語之前强調狀語或賓語。“于、於 字句”位于謂語之后如果與直接對象一起使用的話，間接對象就會位于直接對象之后。 2、 關于“于、於”的介引功能。 古代漢語中位于其他成分之前的“于、於”具有强調名詞性或動詞性等成分的句法意義。更確切的說先秦兩漢時期還找不到.關于“于、於”的介引功能。位于 賓語之前的“于、於”不會與謂語或賓語形成場所，對象、時間、比較、被動、原因等多種意義關系，而只能强調位于“于、於”之后的詞或短語，因此我認爲 把“于、於”歸類到助詞范疇才妥當。由于有强調句法意義的性質所以統稱爲“‘語 肋詞”較爲妥當。

分析漢字構造方法就是漢字敎學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本文主要說明了漢字構形理論方法，主要談到了一些從六書到漢字構形學理論方法，而以漢字構形學方法來分析第次敎育課程漢語基本詞匯表(字形變化的詞匯)分析結果歸納出個277個直接構件、188個基礎構件，然后確定了全功能零合成字、義音合成字、會義合成字、標義合成字、形義合成字的五個漢字構形模式。按照構形模式來確定構形理据，其中90%以上的漢字保留了漢字構形理据。 現代漢字是簡體字，最近分析漢字結構的方法上最常用的是新六書方法，可是按照新六書方法來分析漢字簡體字，大部分的漢字也屬于記號字。也對學習者會帶來負擔。 用漢字構形方法來分析漢字，也可以分析每個漢字的原流而確定漢字的面貌，可以會讓我們了解到漢字演變的過程。

本硏究旨在重新檢討最近在韓國廣受瞩目的金門戰略地位問題。特別是集中探討第一，第二次海峽危机時的情況，當時金門如何扮演反共堡壘的角色。本硏究要指出的是，金門能勾在炮火中生存，固然是因爲本身有堅强的防衛，但更重要的是當時美國、中國、台灣之間微妙的互動關系。美國基于其戰略利益，必鬚保護台灣；中國因防止台灣切斷與中國的纽帶這一特殊的政治考量，沒有繼續對金門發動攻擊；台灣鬚仰賴美國的保護，因而在美國的壓力下放棄武力反攻大陸計劃，因此台灣海峽至今能勾維持和平。金門反共堡壘的角色在1960年代卽已終止，之后金門的主要作用是作爲維系台灣與大陸的纽帶。

中國的文化産業最重視軟實力戰略的環節. 中國在2000年以前只將文化看爲一種意識形態手段, 而不是産業. 中國在過去的很長時間中都是由政府以一種意識形態手段的方式統治文化, 不曾將文化看成是進入市場原理的産業. 所以中國在從2001年進入國際貿易組織後, 對於文化産業的認識開始産生變化. 中國開始意識到如果中國無法順應世界文化産業的變化, 中國的文化將會萎縮, 文化産業將會無法發展. 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待中國的文化産業. 政府積極發掘可支援部分進行集中支援的同時也引進海外的文化産業進行規制, 通過這兩項政策促進文化産業發展. 卽中國通過積極介入采取支援和規制兩條路徑來促進文化産業政策. 中國文化産業政策知識生産機制通過黨和政府, 特別是文化部的努力得到了顯著的成效. 特別是文化部內部的文化産業司, 文化市場司和政策法規司對中國文化産業做出幷實行了長期戰略方向. 依據文化産業屬性, 文化部外部的國家廣電總局,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 國務院硏究室, 工業信息化部等都參與到文化産業政策的知識生産中. 中共中央宣傳部也從宣傳和意識形態方向幹預文化産業政策. 另外黨和政府從外部進行專家座談會, 發表會, 討論會等各種方式來促進文化産業政策生産. 文化産業政策知識通過黨和政府, 外部專家等多方面的參與而産生了, 名爲“中央文化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的議事協議機關對文化産業進行調整. 電視劇政策是由廣電總局電視劇管理司來進行管理. 參與的外部專家主要是來自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産業硏究院, 北京大學文化産業硏究院, 淸華大學國家文化産業硏究中心, 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産業硏究所等文化産業的各個領域的專家們.